至少从新闻报道看，政府设立社区，似乎有助于农民获得更多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2004 年爆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的争论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
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 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 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进民退 。20世纪80年代双轨并存引致的诸多矛盾表明，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双轨体制下，国家辛迪加(TheState Syndicate)中政府控制和支配基本经济资源的遗产尚未得到消除，使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如果在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重，就会以种种口实(包括政治借口)阻碍国有部门改革和改组的进行。要消除这些遗产，就不能不彻底进行国家体制的改革。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到底是要社会动荡，付出血的代价，还是做出调整，让社会走向和谐发展。
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后来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恰恰是开始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加强劳工权益保护、公平就业法等制度和结构调整的时候，结果美国没有衰退下去，相反却获得了持续的繁荣。如果这些政策上的调整可以持续下去，我相信现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目前的罢工现象是可以得到一定缓解的。从经济持续性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有利的结果。
这部分人群的收入状况改善，就可以使得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缩小。前段时间清华大学提供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内保费用已经接近于军费了。
但是，作用到底有多大，还要看接下来对这些群体的待遇能够改善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上不做调整，只是给他们涨涨薪水的话，这个改变不是根本性的，只有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才能得到根本加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改善。（这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秘书处对我的一个采访稿，略修改后被转载于近期的《瞭望东方周刊》。改善收入分配的根本之策是改革户籍、土地制度 近两年国内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呼声一直很高，而此轮企业加薪会对收入分配的改善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当然，到底是否受影响，取决于这种企业到底占有多大比重。
但是，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总量，也要看结构。此处刊载的是作者原文，我也以此呼唤有责任的媒体，大家应一起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起反作用。如果在制度没有扭曲、工资水平是由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加薪，就会偏离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态，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是不利的。因为涨薪是让劳动工资往合理方向走，而这可以增加劳动供给，进一步发挥中国制造业发展空间的。
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通过城乡分割，把城市化率压得非常低，当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90%的时候，城市人口只占47%，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鸿沟。如果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就会导致人口红利结束。
现在很多人在讲农民工进城没有房子住，政府没钱造廉租房。在经济危机前这段时间里，沿海制造业企业，农民工的工资基本在1600-1800元/月之间，现在富士康的涨薪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所以估计会带来其他企业的跟随，只不过涨的幅度会有差别。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工资的上升长期以来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整个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的话，对于城市的制造业，实际上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可以补充进来，因为我们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7%。农民工想融入城市却融入不了，形成的种种社会矛盾，会导致社会的犯罪率提升，整个社会安保费用增加。纠正制度扭曲将为中国带来持续的增长动力 我认为，企业的加薪会加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现在出口太多，内需相对不足，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化过程是在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但没有同步提高消费能力。所以，城市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是由于扭曲的政策压低了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扭曲了城市制造业的劳动供给导致的。
如果现在让农民工进一步融入城市，工资上涨一点，这个过程就可以创造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中国现在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来讲，都需要有极高的智慧来看清楚这些问题背后产生的制度原因，越早调整越好。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出现的一些变化，比如富士康的大幅度加薪。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涨薪是因为劳动供给短缺。
所以，现在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所以，整个环境的变化，导致现在这一代农民工，因为户籍的限制没有办法融入城市生活，不能获取城市的社会保障，得到的工资待遇只够最起码的城市生活，没有足够的储蓄和积累，基本上是处在最低的生活保障的水平上。
因为劳动力市场要有一个均衡的工资，如果有些企业率先提高工资，在竞争的情况下，其他企业也会相应地提高工资，否则会招不到工人，这样就会带来一个涨薪的风潮。我认为这不是劳动供给短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长期以来欠农民工太多了，而这一代农民工不买账了，他们现在对于工资待遇的要求、对于未来的憧憬都不一样了，所以工资水平必须上涨，否则就会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是出现民工荒。另外，现在的涨薪如果使得那些仍有利润空间，但是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企业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对中国经济可能会造成伤害。在这样一个阶段，并非是劳动力供给已经枯竭，而是在现行的制度下长期以来没有给劳动者权益充分的保护，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上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因此导致了这一系列事件，与人口红利是否结束没有必然的联系。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分割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压低制造业工人的报酬，反映在中国宏观经济上，就是劳动生产率持续上涨，但是工资上涨幅度并没有那么快。而沿海地区增加了建设用地指标，得到了发展空间，可以增加沿海地区土地供给，对于打压房价和地价也有好处。
要使得这些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一个改革的思路是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涨薪可以进一步发挥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当前的一些企业加薪，会导致连锁反应，使得中国制造业整体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企业仍然有利润空间，劳工工资上涨，可能只是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来分给员工而已，产品的价格其实可以不上涨。如果这样的话，在理论上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但是，现在这一代农民工不一样了，他们认为自己不太可能再回到农村，有迫切融入城市的愿望。我们往往一谈收入差距扩大就是腐败、灰色收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尽管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以来都困难重重，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推进改革，可能困难更大。因为农民工流动人口群体的待遇，就决定了中国今天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这样做的话，从全国耕地总量保护的角度来讲，耕地并没有减少，相当于农民工的家乡增加了耕地，沿海减少了耕地。这两种结果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恐怕比涨薪影响更大。
而如果他融入不到城市中来，他不但不会有这些消费，还要有更多的预防性储蓄来预防风险，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和养老问题，因为外来人口在城市里面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把大量农民限制在了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必然导致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降低。
所以，认识中国的这些问题，就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制度背景和整个国际经济背景下才能看清楚，否则就会是现在很多人持有的一个简单逻辑——工资上涨，企业竞争力就会下降，对整个中国经济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没有把中国经济出现这些问题的背景搞懂。很多人之前批评《劳动合同法》，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在强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待遇，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不利。
